【尽管我们一直以来都以东林党和阉党来指代从天启到弘光时期党争的两代派别，但实际上，东林党确实是由一群志同道合之人所组成的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同盟。然而，所谓的“阉党”，不过是东林党对其竞争对手的一种贬损性称呼而已。毕竟，没有哪个大臣会以身为阉党成员为荣。甚至连魏忠贤本人也绝不会认为他那帮手下构成了所谓的“阉党”，
更不用说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了，他们绝不可能承认自己属于阉党。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充分利用了自身掌握的先发制人优势：率先拥戴弘光帝登基，得到江北四镇军队的武力支持，从而在政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如果回到万历或崇祯年间，东林党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手段或许还能让他们占据上风，至少皇帝不至于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但如今身处弘光朝，东林党已不再具备这样的优势。无论是朝廷内部还是外部局势，东林党都处于劣势地位。
毕竟，东林党在崇祯一朝已经占据了政治上一家独大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当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自尽后，他们的大部分核心力量都被抛在了北京城。而那些留守在南京的东林党人，要么长期得不到重用，要么只是空喊口号罢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局势，东林党人深知一哭二闹三上吊已无济于事，必须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来扭转乾坤。
就像万历到天启年间发生的那三大案似的，新建立的弘光朝也有三大疑案，分别是“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这三大疑案都发生在朱由崧继位的第二年，那可真是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呢，这都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背后兴风作浪——复社是江南与东林党政治主张基本相近的一批人。
纵观历史，每当天下陷入混乱时，总会有人假扮成重要人物，但从未有过像弘光朝廷这样混乱不堪的情况。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核心成员将“门户”和“声气”视为比国家和社会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总是喜欢走向极端，渴望天下大乱。在这些人的眼中，福王登基意味着自万历年间以来他们在党争中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因此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无论真假，他们都会立即抓住所谓的“小辫子”大肆渲染，务必推翻福藩，另立新君才能罢休。
大家总觉得东林—复社的那些读书人，肯定都是些铁骨铮铮、正直不阿的人。其实呢，这是个挺复杂的群体，里面固然有不少光明磊落的人，但因为明末东林—复社的名气太大了，常常能左右朝政，所以好多追名逐利的家伙也混了进去，成了个大杂烩。东林—复社的人嘴里说着“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封个“正人”“君子”的名号，好给自己独揽朝政造点声势。而且他们里头的骨干为了夺权，常常使些阴谋诡计，对弘光帝进行人身攻击。那些借着“三案”大做文章的，可都是自认为是东林—复社的“君子”呢，从这儿就能瞧出点门道来。
当然，崇祯殉国了以后，朱由崧靠着亲藩的身份当了皇帝，但他心里有鬼，对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崇祯的三个儿子，那是生怕他们还活着。所以，早在 1644 年七月的时候，就光凭着顾元龄的传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经死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弘光元年二月，他还正式下诏书，给皇太子慈烺谥号叫献愍，给永王慈焕谥号叫悼，给定王慈灿谥号叫哀，企图掩人耳目，断了老百姓的念想。
但实际上呢，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打了败仗，天下大乱，各地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各方面的人基本上都搞不清楚崇祯帝那三个儿子到底去哪儿了。
朱由崧成功坐上皇帝宝座，那些东林—复社的家伙拥立潞王朱常淓的计划就这么泡汤啦！可围绕着皇位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就此打住。弘光立国这一年里，先后出了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这三个大案。这仨案子看着好像没啥关系，各管各的，其实背后都藏着对朱由崧继承大统的不满呢！
大悲案是这样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的一天，一个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街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和尚声称自己是明朝的亲王，在战乱中被迫出家。消息传到弘光帝耳中，他立即命令官员前去审讯这位自称亲王的和尚。
经过一番盘问，这个和尚名叫大悲，开始时还口不择言地胡说八道。他先是称崇祯皇帝曾封他为齐王，但他拒绝接受；随后又称改为封他为吴王。更离谱的是，他还大声叫嚷：“潞王深得民心，百姓们都拥护他，理应立他为皇帝！”
弘光帝和大臣们听到这些话后，不禁皱起眉头，感到十分困惑。大悲的言辞似乎杂乱无章，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他的行为举止也显得异常可疑。弘光帝与大臣们对视一眼，心中都涌起了一丝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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