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凌皓还得先解决另一件事情，比如关于武川镇军制方面军队编制决策的确定和落实。
这也是王猛和凌皓在书信往来中曾经多次讨论过的一个话题，事实上，在凌皓看来，北魏时代的军镇制度应用在这个世界里，应该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而不可能一直沿用下去，他需要更高效率，纪律性更强，能够发挥出最大战斗力的军事制度。
他仔细思考着，究竟哪一种军事制度适用于当下，哪一种军事编制适用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
这就不得不做上一个对比了，比如从夏商时期开始发扬的奴隶军事制度
奴隶社会军事制度据《尚书·甘誓》载，公元前21世纪神州历史上所诞生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产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同时产生，并且建立了战时军队编组与奖惩制度。夏王掌国家军政大权，主要政务官“六事之人”，战时便是统军将领。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以商王为最高军事统帅，以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为高级军事将领。商军出现了“师”的编制单位，建立了“登人”、“登众”的兵役、动员制度和以射、御、田猎为内容形式的训练制度。军队分车兵和徒卒，以车兵为主，主要装备是畜力驾挽的战车。西周军制比夏、商有了很大发展，中央常备军力量扩大，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共22个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和一些贵族大臣虽有少量军队，但要听从周王统一调遣。
这种奴隶社会军制的特点在于：第一，它可以与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常常亲自统军出征，方国诸侯的军队虽有一定独立性，但战时要听王的调用。
第二，常备军由王卫队发展演变而来，并不断扩大，在征战中起主要作用，战时军队主要靠临时征发。
第三，实行奴隶主贵族血缘种族兵役制和军政一体、文武不分的民军制。
第四，军政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制，与宗法制度相适应。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渐渐解体、封建制慢慢形成的大变动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君，在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纷纷改革军制，以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顺利实现。
如齐国“作内政以寄军令”，郑国“作丘赋”，鲁国“作丘甲”，晋国“作爰田”、“作州兵”。尤其是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向农民征收军赋等。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专着。在变法图强、争当霸主、进而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激烈角逐中，改革创新者上升，因循守旧者沉沦，春秋初一百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只剩十几个，最后全部被秦国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军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首先，一些诸侯国实行改革使国力军力上升，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第二，产生了以征发农民为主的郡县征兵制，军赋也由农民承担，扩大了兵源与军赋。
第三，军事与行政编制相结合以利战争动员。军队扩大，建制由“师”发展到“军”。
第四，战争规模和区域扩大，由平原发展到山地和江河水网地带，车兵之外又有步兵、骑兵和水兵，步战代替车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
第五，文武明显分职，并产生了凭兵符发兵和奖励军功等制度。第六，军政一体化的国家体制转变为相对独立于行政体制的以国君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化军事体制。
神州封建社会在经历了由春秋战国到秦、汉，由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演变过程，由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到元、明、清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之后。与此相应，封建军制也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晚期。
初创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为适应君主集权制封建国家政体的需要，逐步确立了以皇帝为统帅，中央军为主力，中军与外军相表里，地方军与边防军相呼应，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内重外轻、以重驭轻的武装力量体制，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像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大体上就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
由于汉承秦制，其京师兵(中央军)包括南军、北军。郎官、卫士和屯兵，分别由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和中尉（执金吾）统领，分掌宫廷内外宿卫、警戒和京师卫戍。武帝时增北军为八校，东汉又改为五营。地方军有材官、骑士和楼船（水兵）三个兵种，由郡尉(都尉)和县尉协助守、令统管，每年进行射御、骑驰和战阵训练，秋季进行“都试”。平时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凭兵符应调从征。东汉光武帝时与民休息，曾下诏罢郡国都尉和地方兵。
秦汉都主要以征兵为主，男子一般17岁傅籍，23～60岁服役，役期2年左右。征兵不足以募兵补充，也征发刑徒为兵。东汉罢郡国兵后，遂改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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