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如松早已经知道这个考察队的配置比较大，因为各行业的人几乎都有。经世大学地理系也有好几个熟人参与，多是在地图绘制和地质土石方面名声在外的讲师、副教授。直到他真正以考察队员的身份入住天津基地，开始临行培训，才知道这是一支多大规模的队伍。
整整三百人！
尹如松在学校，就算上大课也没见过这么多人。
非但人数多，训练内容也十分诡异。如果说野外救急，寻找野菜还算是为了在化外之地求生必备，但是所有人都要学习火铳填放，学习列阵，这就有些奇怪了。难道还要跟化外之地的野人打仗不成？
三百人中本就有五十名各军抽调出来的精锐战士，等上了船还有二百海军，这样的战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为何还需要这帮文弱持兵戈呢！
尹如松虽然不满，但皇命不容违背，尤其是领头的那个上校军官看起来不是善茬。
“我要的是五十名工兵，是工兵，不是辅兵！”肖土庚硬生生地顶着带队来的辅兵队长，不肯接受他的报告。工兵作为专业兵种，还没有完全在各军普及，以至于总参谋部里很多参谋对此都没有清晰认识，认为工兵不过就是技术好些的辅兵。
火器营出身的的肖土庚却很清楚两者之间的能力差距。辅兵说穿了是不合格的战兵，但工兵却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在化外之地，有数百名文弱，只靠五十个战兵精锐和两百名海军水手修建营地，说不定木头往哪边扛都不知道，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匠指点安排。
营中虽然也带了工匠，但大多是木匠、泥瓦匠之类做细活的匠人，要统筹建立一个营寨，甚至可能是一座城池、港口，他们也就力不能逮了。大都督府考虑到这点，也就认可了肖土庚上校的要求，只是调派期间船队起航的时间又要拖延了。
尹如松这才发现自己登上了一艘不知何时起航，不知何时规程的大船。好在家中父母有两个弟弟照顾。而且自己在大学的薪金会继续打在银行户头，妻子贤惠持家，肯定能够照顾好上上下下一家子人。
“我们这回出去，能往国内带信么？”尹如松问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
肖土庚有些意外，道：“这次只是考察，又不是上战场，为何不能带信？最多就是路途遥远，耗费时日较长罢了。”
众人闻言这才放心，不过看看日益准备物事，却觉得这比打仗还要繁复一些。
崇祯二十三年九月中，北风起，三艘大福船组成的船队带着各种工具、农具、军械，以及从菜农到副教授的各色人等，启航出海，渐渐将天津港抛在身后。
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远航，周应期周阁老亲自到了天津，代表皇帝为考察队送行，顿时就将这次看似平常的考察行为升华到了国史的高度。
海船在海上乘风南下，只有路过登莱时才看到陆地，其他时间走的都是最近航程。这正是宋应星随手发明六分仪对人类航海史的贡献。
崇祯二十三年十月初，船队到达台湾北端的基隆县，略加休整之后，许多人选择了从陆路前往台南，顺道可以缓解对土地思恋，对某些博物系的师生而言还可以做一次台湾考察， 采集的样本也方便送回北京。
尹如松原本的目的就是考察蛮夷人文，探讨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自然不可能为了贪图早几日到达台南而继续坐船。
福建水师派来接应的船队由大小百余艘舰船组成，让人以为南洋界面不太平。实际上却是福建水师锻炼实习水手，顺便进行拉练而已。
真正不太平的是陆路。
何斌受命担任台湾知府后，一方面从大陆移民，开垦台湾肥沃土地，种植甘蔗、水稻、玉米等作物。一面又大量征用当地原住民作为劳动力，承担运输、修路等重体力劳动。这些原住民都是部落战争的失败者，如果不接受何斌的奴役，就要面对其他原住民的猎头，日子苦不堪言。
一国之内，若是汉人占绝大多数，或是蛮夷占绝大多数，都不会有内乱。最怕的就是华夷持平，互不买账。而且汉人的生产力远高于台湾土著，直接导致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争夺。又有一些原住民村社不讲规矩，对汉人展开猎头，由此产生了仇隙。
就连之前相信闽台同祖的大肚王国，都从热忱欢迎汉人的到来转为态度冷漠的中立。
如今还能在原住民村落中自由通行的只有身穿道袍，头戴冠巾的道士了。这些道士在原住民村落中施医赠药，颇受人尊敬，以至于现在许多村社的祭祖方式都在不自觉中发生了道教化的改变。
三清四御、海神妈祖，种种神像也走进了原住民的祭祀场所，不独独汉人信奉。
尹如松在结识了几个道人之后，终于成功走进了土著村落之中，零距离观察这些蛮族的生活。通过道士和当地土著的讲述，尹如松也意识到自己正在观察一个文明的诞生和成长，虽然说不清这有何重大意义，但他还是将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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